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晚清的北京当铺晚清的北京当铺

2018-12-03 16:02:13

晚清的北京当铺_晚清的北京当铺

近年在北京的街头,不时有十分醒目的当铺广告映入眼帘。从上的看,现今北京的典当行业,已经有了相当的规模。这使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清末北京的当铺。

清末北京的当铺很是热闹。本文以《那桐日记》为线索,结合多年以前所抄清人函札、档案等史料,勾画晚清北京当铺的若干特色。

当铺在我国有一千数百年的历史。当铺,亦称典铺、质铺,是一种通过收存实物、以押借现金的商铺,有的地方称质库。唐代诗人白居易之《长庆集》 杜陵叟 曰: 典桑卖地纳官租,明年衣食将何如。 徐珂编撰的《清稗类钞》,将清代京城和外地的当铺划分为不同的种类。其文曰:

典质业者,以物质钱之所也。者曰典,次曰质,又次曰押。典、质之性质略相等,续期较长,取息较少,押则反是。所收大抵为盗贼之赃物也。(《清稗类钞》第五册,中华书局,1984年,P2289)

清代京师当铺发达,主要原因是京城里朝廷高官多、富商多;而且还有许多得天独厚的机会。比如,北京定期举办全国性的科举考试,各地举子云集京师,他们所带银两不够,往往将随身携带的贵重物品送交当铺以换现银。在试子们集中的贡院附近,便出现了开设多家当铺的顶银胡同。再如,许多来北京述职、觐见的封疆大吏,或者等待引见的候补官员,人数甚多。他们除在京消费外,临行之前,还需要到各处应酬打点。有时所带银钱不敷周转,免不了求助于当铺。

北京的当铺,有许多是高官自己开设的。薛福成在《庸盦笔记》中,收录了乾隆皇帝的宠臣和珅被抄家的情形。其文曰:

派十一王爷、庆桂、盛住同钞和珅住宅;派绵二爷钞和珅花园。附录清单:当铺七十五座(查本银三千万两)。 外钞刘、冯二家人宅子: 当铺四座(本银一百二十万两)。(《庸盦笔记》,江苏人民出版社,1983年,P)

和珅作为朝廷一品大员,居然在京城开设了当铺75座;其家人刘、冯二人,亦开设当铺4座,实在令人吃惊。不过,从我所看到的清末档案史料来判断,薛福成所记和坤在北京等处有75座当铺,似乎过多。我曾向韦庆远老师当面请教过。他认为清代前期皇室、大吏以及富商竞相开设当铺,京师内外,官私当铺甚多,而 就其东主的身分地位及其资金来源来说,可分为三大类,即皇当、官当和民当 。(《明清史辨析》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1989年,P73)后因满人自身经营不善,皇当、官当逐渐消亡云云。

清后期情况与此大有不同,从我所接触的史料看,均系私人当铺。在《那桐日记》中,有不少关于清末北京当铺的记载。

那桐,字琴轩,叶赫那拉氏,与慈禧同出一族。光绪二十二年,那桐担任户部掌管银库锁钥的郎中。从此,他步步高升,仅仅十多年间,成了军机大臣、文渊阁大学士。那桐升迁迅速的主要原因,就在于他所担任的 银库郎中 ,是少有的肥缺。据记载,即使是守规矩的银库郎中,一任亦可得一二十万两银的额外收入。清末笔记中载,有许多在银库当差的满人,号称 库兵 ,或利用职权敲诈勒索;或趁出入银库之机会,把银子塞入肛门股道;或用其它非法手段,将银两携出归己。那桐正是具体管理这些 库兵 的官员。其发财机会之多,是不言而喻的。他在担任银库郎中后的第二年,即于京城繁华地段开始经营当铺。《那桐日记》光绪二十三年八月廿四日记载:

余托孟丽堂价买北新桥北大街路东增裕当铺作为己产。丽堂为总管;田诗园(名嘉兴,行三)为掌柜,于八月初一日接替,开市大吉。计占项一万二千余金,架本三万金,存项一万金,统计领去五万三千余金。余于今日约孟总管到铺,上香祭神,书立合同,巳刻事毕,同丽堂、诗园同饭。(北京档案馆编:《那桐日记》,上册,新华出版社,2006年,P252。下引该书,只注页码)

据老北京介绍,在北京东直门内到北新桥一带,有当铺胡同存焉。 东直门内大街路北,北通东手帕胡同,原为一小巷,当铺胡同坐落在胡同南口的大街上。乾隆朝京师全图已绘有该胡同,民国间始定名。六十年代并入东手帕胡同,当铺胡同之名遂废。 我想,那桐的增裕当铺,应该就在那条胡同附近。

时隔一年多,那桐再次购买当铺。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十五日那桐在日记中写道:

余托孟丽堂价买灯市口北,东厂胡同口外,路东元丰当作为己产(卖主孙荩卿,嵩犊山家奴也,住后元恩寺),改字号曰: 增长 。总管为孟丽堂,掌柜人为金本如(行二,海淀人)。于八月廿六日接替,十月初二日开市换匾。价本市平松江银三万两,占项市松一万七千两,存项京松二万五千两,统计市松七万二千余金(合京松七万二千九百六十两)。余于今日约同孟总管、田诗园到铺内上香祭神,书立合同二纸,各执其一。携回合同、大契、由单、占项单、家具单、津贴单共六件,办法与廿三年八月廿四日所置增裕当相同。(上册,P293)

据上述记载,那桐的第二个当铺大概是开在美术馆的斜对面,现今华侨大厦所在的位置。除了以上两处当铺之外,那桐后来还同别人合伙开设当铺。

在清政府高官中,开当铺的大有人在。如光绪朝有名的守旧派代表人物刚毅,长期当地方官,捞足了银子,于是在京城开设了三座当铺。(陈夔龙:《梦蕉亭杂记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3年,P)军机大臣鹿传霖,则在家乡河北定兴开设当铺。(赵凤昌:《惜阴堂笔记 庚子拳祸东南互保之纪实》,《人文月刊》,第2卷,第7期)

晚清大员之所以热衷开典当业,与当时吏治腐败有直接关系。这些身居高位的权臣,积累了大量财富后,并不满足,还想进一步 以钱生钱 ,于是将贪污受贿得来的银两当作 本钱 ,大量投入到典当行业。

余在阅读清人信札中,还看到另一现象。有一些权臣,出于种种考虑,并不像刚毅、那桐那样自己出面,而是通过他们的亲戚或至交,把银两交给他们,间接地投入典当、钱庄或其他高利贷行业。如慈禧之亲信荣禄,在戊戌政变之后,大权独揽,送礼行贿者纷至沓来。荣禄于辛丑年由西安行在返回京师前夕,致奎俊之家书称:

京城南院花园各房,均已收回,将来到京后再为斟酌办理。小号本钱,昨汇至山东 一○二七 四五三七 ,交蔚廷、佑文,代存听用,以免由此动身赘累。(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研究室编:《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》第1辑,P142)

蔚廷,指袁世凯,戊戌政变后取得荣禄信任,很快被提拔为山东巡抚;佑文,指山东粮道达斌,与袁世凯、荣禄关系至为密切。密信中所谓 小号本钱 ,指京官和各地官员之行贿银两,均变成了荣禄的 本钱 。现尚存世的《荣禄存札》揭示了收受贿赂的具体数字与细节,令人触目惊心。[《荣禄存札》(未刊稿)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藏]荣禄此信使用了两组密码暗语,不知所云,但是,有一件事是很清楚的,即荣禄在西安行在时所收的巨额金钱,寄给了袁世凯等人, 以钱生钱 去了。而典当业,无疑是一个主要去向。

除荣禄之外,另一位军机大臣李鸿藻,号为清流派魁首,可谓正人君子,他把银两送给天津的姻亲姚学源,由姚氏在天津投入典当、钱庄或其他行业。姚学源定期向李鸿藻汇报所存款项到期及其所增加的利息。[《李鸿藻藏札》(未刊稿)]

清代当铺的利润之高,是今人难以想象的。据夏仁虎记载:

质铺九城凡百余家,取息率在二分以上。钜值者亦得议减。业此有名者,曰白某、娄某。一人恒管多处,曰总管。(《旧京琐记》卷九,市肆)

夏仁虎(),江苏江宁人,字蔚如,号啸庵等,光绪举人,长期在北京生活,清末曾任邮传部郎中。民国时期任张作霖北京政府秘书长。解放后,受聘为中央文史馆馆员,故对北京的当铺了若指掌。

对于当铺获利情况,《那桐日记》亦有记载。那桐于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记述曰:

天佑斋田二送来翠搬(扳)指一个,押京松银一千两,每月六厘行息,四个月归还取赎。如到期不还,银物两冲(后于二月间原价赎回)。(上册,P332)

晚清的当铺像以往朝代一样,有活当与死当之分。如上所记,这个翡翠扳指,就是活当,又称小押,当存仅仅两月,即可收银十二两之多。当铺的收益于此可见一斑。

京城当铺,均持有官府所颁发之 当贴 。所谓当贴者,即今之执照也。各当铺每年需向官府交税,尔后获得当贴。京师当铺获利丰厚,按理说应该多缴纳税银。但事实恰恰相反。许多当铺主人与官府有牵连,或者他们本人就是高官。正因为当铺与官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,清政府所制定的税收政策,对当铺十分有利。

我在历史档案馆的录副奏折档中,发现一份重要的档案,即兼管顺天府府尹孙家鼐所呈递的 京城当典加税请核减折 。孙家鼐奏称:

中外典当,获利较厚,税额独轻,拟自本年起,无论何省,每座按年纳税银五十两。去后兹据大兴、宛平两县,详据京师各当商禀称,京师地面,典当共有一百九十余座,家数林立,资本无多,势分力薄,各典货架,均难充满,利息又无定章,遇物典质,往往争揽买卖,暗中让息,获利愈难。近年京城市面,日见清淡,生意更觉减色, 若再每年当税加增至五十两,合计岁增十倍,实在力不能支。今又奉谕,认借昭信股票,商民食毛践土,具有天良,敢不竭力图维。现已认领股票十万两,以应公家之急,恳请将加税核减一半等情,具详请奏前来。

定例,顺天当商与江苏等省同征税额五两,已属向隅,今骤增至十倍之多,商力艰难,亦属实情,奉饬劝借昭信股票,该商等已共同认领十万两之钜,诚属不遗余力,拟请将税额加至五倍,每年纳银二十五两,臣等亦恐事关大局,未敢贸然上陈。惟念辇毂之下,无事不仰沐皇恩,格外体恤,即使将该商等加税,略示区别,各省亦不能借口。合无仰恳天恩俯准,敕部查照,将京城典当加税,核减一半,以恤商艰而纾无力。(历史档案馆藏:光绪二十一年录副奏折,财政类,《京城当典加税请核减折》)

令人不可思议的是,这样获利丰厚的行业,所征税银数额非常之少,实在太不合理。因此,孙家鼐之折递上后,很快遭到户部否决。光绪皇帝四月二十三日的谕旨称:

中外典当各商,每年每座令纳税银五十两,系属通行之案,京城未便独异,且首善之区,万方辐辏,典质货物,既较外省为多,利息盈余,亦视外省稍厚,每年加增当税五十两,尚不及架本百分之三,亟宜踊跃输将,为各省之倡,碍难先行核减,令外省当商得以纷纷借口。请旨饬下顺天府仍遵臣部前奏,晓谕京城典当各商,赶紧按年按座纳税五十两,不得稍有迟延。(光绪二十一年录副奏折,财政类)

孙家鼐的此件奏章,准确提供了京城当铺的数字是一百九十余座,记载了每座当铺所缴纳的税银是五两,戊戌四月之后,增加至五十两。

清朝的执政者与当铺关系密切,因此,每当出现社会动荡,危及当铺利益时,他们便会出面对当铺多方呵护。光绪二十六年春夏之交,义和团运动如火如荼,当铺生存颇受影响。尤其是庚子六月,对京师金融市场有着举足轻重之影响的 四恒 银号歇业,市面为之震动。慈禧要北京地方官陈夔龙设法挽救。陈氏称:

当载漪恣睢用事时,余适署顺天府尹,有安抚地方之责。五月十八日,拳匪火烧前门外大栅栏某洋货铺,延烧广德楼茶园,竟召燎原之祸。大栅栏以东珠宝市为京师精华荟萃之地,化为灰烬。火焰飞入正阳门城楼,百雉亦遭焚毁。此诚我朝二百年未有之变。炉房二十余家均设珠宝市,为金融机关。市既被毁,炉房失业,京城内外大小钱庄、银号汇划不灵,大受影响。越日,东四牌楼着名钱铺四恒,首先歇业。四恒者 开设京都已二百余年,信用着,流通亦广。一旦停业,关系京师数十万人财产生计,举国皇皇。 两宫问地方安靖否?后问所管近畿各州县有无民教相仇之案续行发生?末谓昨日四恒因炉房被毁,周转不灵,呈请歇业。四恒为京师金融机关,岂可一日闭门?我命步军统领崇礼设法维持。他与四恒颇有往来,又系地面衙门,容易为力。讵彼只有叩头,诿为顺天府之事。尔是地方官,本难卸责。此事究应如何办理,我想四恒本非无钱,不过为炉房所累,一时不能周转。如以银根见紧,官家可先借银给他,从速开市,免得穷民受苦。尔可回署,传谕该商等妥筹办法,以三日内办好为妥。承旨出,刚相候于门外,对余曰: 四恒事太后曾向我谈过,我谓非君不办。但奉托一言,勿论如何,切勿牵累当铺。至嘱至嘱。 余奉命已觉毫无办法,聆刚相言更不知其意何在。(陈夔龙:《梦蕉亭杂记》,P22)。

陈夔龙称 适署顺天府尹 ,是不准确的。他当时的职务是顺天府府丞。据清档记载,是年闰八月初十日,顺天府府丞陈夔龙曾上奏为闰八月初三日 奉旨补授顺天府府尹谢恩事 谢恩。(历史档案馆藏:光绪二十五年录副奏折,吏治类)

陈夔龙(),字筱石、小石,号庸庵,贵州贵阳人。光绪进士。历任兵部主事、郎中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。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,陈被任命为留京办事八大臣之一,次年十二月后,调河南布政使,升河南巡抚、直隶总督等。

按照通常处理歇业的办法,陈夔龙认为, 京师城厢内外,当铺约一百十余家,均系殷实股东,若命两县传谕每家暂借银一万,共有一百十余万,可救暂时四恒之急 。(陈夔龙:《梦蕉亭杂记》,P23)但是,由于军机大臣刚毅有当铺三处,其他官员也与当铺有牵连,这样陈夔龙就不能不认真考虑 勿牵累当铺 的问题。几经斟酌后,他采取 以各商借券为抵押 ,然后 奏请一百万官款 的办法,既化解了四恒的危机,也未使各当铺受毫发之损。

清宫档案证实陈夔龙所述是可信的。据清档记载,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九日清廷颁布的上谕称:

谕军机大臣等,赵舒翘等奏,维持商业,谨拟章程一折。四恒银号关系京师市面,现因库款支绌,商情疲滞,无力周转,亟应设法维持,以利民用。着即发给内帑银五十万两,并由户部发给内库银五十万两,交该兼尹等,按照所拟章程,督饬该商等分别办理。

这里的 该兼尹等 ,指的就是兼顺天府府尹孙家鼐和顺天府府丞陈夔龙。有了这一百万两的公款,自然不会再去 牵累当铺 了。

庚子年京师的抢当风潮

光绪庚子年夏季,义和团运动席卷京师,东交民巷与西什库地区成了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主要战场,枪炮之声不绝于耳。当铺的老板们看到人心惶惶、市面混乱,耽心遭遇不测。尤其是当八国联军兵临京师城下之时,在慈禧逃走的前后,京师几乎所有的当铺均遭厄运。杨典诰《庚子大事记》庚子七月二十二日记述:

自十七以来,京师大乱,匪徒蜂起,店铺关闭,无处买食物矣。觅挑水而不得,唤剃匠而无人。下至掏毛厕,净便桶,均无形影,致家家将粪溺泼于街市,一出门庭,木穉香扑鼻。盖若辈近日专顾抢掠,不暇做正经生活矣。西半城之当铺,全被回民土棍、左右小户贫民,抢劫一空,次及粮食店。若东城内城之当铺、估衣皮货、绸缎及各项店栈,尽被营勇、溃军、洋兵、土匪,先后抢劫,靡有孑遗。(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室:《庚子记事》,中华书局,1978年版,P96)

三日后,杨典诰又记曰:

京师内外城当铺二百余户,连门窗户壁以及地砖,靡有孑遗,其未被劫或劫之过半者,不满十户。惟烂面胡同一户,缘备有快枪在房上守望,见有聚而来者,开枪击之,故幸免于劫。南柳巷之汇丰,出银四千两以保险,廿四仍被劫一空。廿五以后,有劫掠者,洋兵拿获,以火器毙之。自是不敢公然抢夺矣。盖自二十洋兵入城,中国在官人役,风流云散矣。地方无主,能不乱哉?

另一位翰林院学士恽毓鼎则在其《庚子日记》中写道:

七月二十三日,遣人四探,言人人殊,皆不得真消息。穷民之抢粮店、当铺者,数日而尽;浸及各店,市肆皆不开门。余处幸储两月粮,巷中间有卖菜蔬者,赖免于馁。(《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》中华书局,1964年,第1辑,P61)

慈禧西逃,京师处于完全无政府的状态,故而发生了此次规模空前的抢当风潮。

《那桐日记》可以印证杨典诰、恽毓鼎等人的记载。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三日那桐记曰:

接裕寿田信,拟托总税务司赫德见各国公使,为之代商和局,知舒春舫文昨已有信致赫,尚无回信。昨、今两日,土匪抢劫钱、当铺,九城一空,住户东南隅受害重,日本界内尚好。今日未刻玉如处有日兵十一人索表银,甚汹汹,家中人惊恐。(上册,P350)

那桐此日所记 九城一空 ,与杨典诰、恽毓鼎庚子年所写日记完全相同,说明庚子七月下旬京师的当铺,遭受了灭顶之灾。但是,那桐并没有明确记载自己的当铺是否遭受劫掠。依情况推断,那桐当时是慈禧亲自任命的统兵大员,他自庚子五月三十日,便 奉旨添派管理八旗两翼前锋护军营督练事宜 。(同上)在东华门统重兵把守的那桐,是不会不顾及自己当铺的。

这次抢当风潮的直接后果,是许多有价值的物品大量流入社会。辛丑条约签订后,光绪二十七年,慈禧与光绪从西安行在返回京师。北京的市面逐渐恢复正常,而在当铺行业内,又出现了一种新现象。一些未经注册的地下当铺日渐多起来。这些当铺规模甚小,时而开张,时而关闭,以躲避政府监管。他们是一些主要经营小押、暂押的当铺,其中不乏抢劫偷盗来的贵重物品。于是,有的御史向朝廷呈递奏章,要求禁闭这些未经注册的黑当铺。

据清宫档案记载,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初四日,清廷颁布上谕称:

有人奏,请将私设小押暂押当局查封提究,开单呈览一折。据称, 京畿盗案,层见迭出,实由小押私当为之罪魁,请将私设各当局,严密查抄,永远封禁,并将开设私当之人,送交刑部治罪 等语。着步军统领衙门、顺天府、五城御史,按照单开各处,严密查封,分别究惩。

这是义和团事件后,清廷对京师当铺的又一次整顿。总之,庚子年的抢当风潮,使京师当铺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重创,以至于十年后清王朝垮台时,当铺的元气尚未能恢复过来。

***

每年正月,北京当铺的开张仪式很有风趣。据时人记述谓:

当铺春节开市,也是富有戏剧性的场面。正月初二凌晨,铺堂众人按等级职位以次排列,相互团拜礼毕。总导演大缺(当铺内较为高级职称)传令开当铺门。四门大开,算盘摇动三通,这时从大门外跑进三位童子(实质安排好当伙计),个手拿银锭元宝,第二个怀抱一大瓷瓶,第三个手执一柄如意,进来贺年。三件吉祥物都有个讲究,一为 立市之宝 (银元宝);二为 平安如意 ,取其 瓶 音;三为 吉祥如意 ,取其 如意 。将这些吉祥物都放在柜台之后,又从外面走进一位当客(实质已安排好的),身着紫锦衣,手拿土黄色白裤腰长裤一条,前来典当。业务人员焉敢怠慢,来人张口要价白银二两。管账先生立即开票、付钱,编入号当物。当然此裤不用赎,早已够本有余,主管伙计立即将此裤入库,做为镇库之宝物。(北京市文史研究馆编:《京华风物》,上海书店,1992年,P)

这些民国年间当铺的新年开张仪式,充满了封建迷信色彩,然而它却在北京重复上演了许多个年头。直到1949年10月之后,随着当铺在北京的消失,这些自欺欺人的繁文缛节才真正寿终正寝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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